河南红色法治文化综述

河南，不仅是一片孕育着传统法治文化的土地，也是红色法治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法治建设的重要场所。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河南孕育形成了鄂豫皖、晋冀鲁豫、确山竹沟和豫皖苏等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浸透着革命志士鲜血的土地上，革命根据地为开辟新民主主义社会法治秩序进行着不懈探索，形成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特有的法治思想，包括民主政治的思想、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婚姻自由的思想、保障人权的思想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等。

河南红色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前言

河南，一片孕育着华夏文明的土地，也是红色法治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法治建设的重要场所。河南红色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河南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区域之一，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1: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河南孕育形成了鄂豫皖、晋冀鲁豫、确山竹沟和豫皖苏等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浸透着革命志士鲜血的土地上，革命根据地为开辟新民主主义社会法治秩序进行着不懈探索，形成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特有的法治思想，包括民主政治的思想、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婚姻自由的思想、保障人权的思想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等。

图2:晋冀豫边区高等法院流动法庭旧址

河南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法治思想，为探索建设新的法治秩序提供了指引。民主政治思想指导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实践；婚姻自由思想为根据地打破封建家庭的身份秩序，在法治方面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提供了指导；刑法方面注重保障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建设；为了确保法律制度建设新秩序，革命根据地特别强调了“法无溯及力”的原则等。

二、法治建设背景

为在豫根据地政权的顺利建立，工农联盟的不断统一，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权益，保证经济基础的稳固，不断促进根据地的整体发展。这些根据地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本地根据地的法治系统，满足司法体系和司法治度的客观需要。

其次，豪绅地主的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的肆意荼毒，牺牲了大批中共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需要有稳定的政权组织体系来带领军民对抗封建残害。与此同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的不断日益尖锐，在此局面下给我党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好局面，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环境。

通过法治确定政权合法性首当其冲，建立系统的司法秩序，促进方针、政策的落实，继而在公正严明的氛围中巩固政权的统治，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政权的存续是根据的法治建设开展的前提条件，法治建设为政权的良好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立法、司法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共产党的纲领，中央苏区的政策为指导，通过立法将法治理念和政权方针成文化、规范化，确保其贯彻实施。通过法治建设的完善巩固红色政权的建立，用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根据地的军民，赋予其参政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规范职能人员的公务行为严格规范，并受到相应的监督，保证苏维埃政府各机构职权的合法运行和高效运转。

三、红色法治建设历程

鸦片战争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清廷和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掠夺了京汉、汴洛、道清铁路修筑权和焦作煤矿开采权，廉价购买农副产品，推销洋纱洋布，河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濒临瓦解。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河南，政治上镇压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兵灾匪患接连不断；经济上加重赋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豪绅提高田租，放高利贷，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或死于非命或背井离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河南人民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蓬勃兴起。河南报界大量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河南学界兴起反对闭关自守、倡导科学之风，妇女解放、劳动解放、科学民主、教育改革等新思想在河南迅速传播。为法治建设解放了思想枷锁

随后，以中国共产党洛阳组成立为开端，到1922年年底，党在河南省内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党员开展活动，河南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组织、开展活动较早的重点地区之一。这些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生生不息的根基，为河南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即“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本次运动展现了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一切行动听指挥，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坚强革命意志和磐石般的组织纪律性。

图3：二七纪念塔

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从1924年至1927年，全国掀起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宗旨的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达至高潮。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在河南先后建立了各市县党部，并于1925年6月初建立了继广东省之后的第二个省级党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组织力量接应北伐军，中共中央将中共豫陕区委改为豫区执行委员会，同时建立豫区军事委员会。豫区委大力加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筹备恢复国民党省党部和各级组织。9月，召开河南各地农民自卫武装代表会议，成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全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自卫武装达数十万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公开叛变革命。中共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离开河南，各地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大革命在河南遭到失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为开展土地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八七会议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河南党组织贯彻党的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创建革命武装，发动武装暴动，与湖北、安徽等省的中共党组织创建了鄂豫皖、鄂豫边等革命根据地。

1929年9月，中央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8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别区。年底，先后召开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会议、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鄂豫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两次会议通过的政治、组织、苏维埃、军事、土地等问题决议和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鄂豫边革委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和《苏维埃条例》等法律条例，为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

图4: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省委旧址

1930 年 4 月中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直属的六安县第六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截止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之前，这一段时间所颁布的法律，建立的司法机关，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与统一前的法律体系，例如《肃反条例》、《债务办法》、《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妇女条例》、《经济问题决议案》、《劳工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是鄂豫皖边区军民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政权法规，作为根据地法治建设萌芽初创阶段的成果，为整个根据地在政权建立和法治发展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法治健全的希望和憧憬.

图5:郑位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反蒋的空气弥漫全国，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矛盾不断增长，致使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迟迟未能行动。鄂豫皖苏区抓住这一时机，不仅补充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基本法令、法律法规，而且针对司法实践的情况对正在执行中的法令进行了修正和改进。颁布的多项法律法规调整根据地的各类法律关系，完善了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的规范化、法律化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了以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为主要内容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法律体系。在全面立法、严格执法、全民普法的大氛围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法律工作人员，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分工协作、高度配合，涌现出了许多为其他根据地借鉴和学习的司法案例，带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的盎然生机。

1932年 6 月，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由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战略认识，且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导致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彻底失利。在此艰苦情况下，很多区、县苏维埃政府已经失守，司法机关的职能更是很难履行，颁布的法律法规难以继续实施。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政策，以反“立三路线”为名，扼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前的立法和司法的诸多成果。在此期间颁布的土地法和税收政策，加深了富农、中农的负担，混乱和主观的富农划分的界定，严重地动摇了农民的心态，损害了中农的土地利益，制造了贫雇农与中农的纠纷，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这些情况造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的重大坎坷和挫折，令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探索倍感惋惜。

而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区豪绅地主组织的民团、壮丁队的配合下，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围剿”和“清剿”，根据地的法治建设再次停滞。

1935年8月，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二苏”代表大会的原河南省委委员、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与从江西返回的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经过商谈，决定将豫南、豫西南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领导豫西南和豫南的唐河、桐柏、泌阳、确山、信阳等20个县的党组织，组建红军游击队，以桐柏山区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鄂豫边省委的建立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被破坏后，再次在中原大地点燃了革命烈火。

1936年10月，鄂豫边省委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桐柏、泌阳、确山、信阳交界地区建立了游击区。11月29日，发动竹沟暴动，占领竹沟，为实现豫南地区国共谈判与抗战局面，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竹沟成为中原抗日的战略支撑点奠定了基础。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合作协议，原活动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大别山区活动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及鄂东北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谈判，达成停战协定。

1938年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九团和手枪团从红安县七里坪出发东进，奔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坚持战斗在桐柏山区的鄂豫边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经过谈判，也于1938年1月中旬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进驻确山县竹沟镇。2月，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到竹沟后，大力整顿和加强第八团队，同时竹沟成为共产党和新四军合法的抗日基地。经过军纪军规的改革和实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实力和听党指挥的优良作风。

图6: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1938年10月，省委直接和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达2万人，并利用统战关系控制了数十万民众自卫武装，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黄河以北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先后在濮阳、焦作、济源一带组建10余支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先后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为创建晋冀豫、晋豫边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决定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

1939 年初，刘少奇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上，讲授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中共党史”两个专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理论诞生地，也为我党领导法治建设提供思想指引。

在我党的抗日政策引导下，我党分别创建晋冀豫（太行）抗日根据地、晋豫边（太岳）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等。其中，太行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三三制”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结合当前形势，加强根据地的法治建设，配合抗战。

全国抗战从1943年秋季起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河南革命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在根据地内不断进行土地改革和军队改革，以法为准绳，规范行为，保证了根据地的稳定发展。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中共河南（豫西）区委员会、河南省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在七大的政治路线的领导下，河南各解放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 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

河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和周边省抗日军民并肩战斗，创建了太行、太岳、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和豫西抗日根据地，抗击和牵制了20余万日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毙伤日伪军及争取伪军反正10万余人，攻克县城40多座，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00余万，基本控制了河南广大农村地区。